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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欧洲’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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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格鲁吉亚南部,靠近土耳其和阿美尼亚边境的瓦尔齐亚古洞穴城遗迹。

农村民宿

近年格鲁吉亚致力提升旅游业,打造欧洲后花园、标榜欧亚文化混合体的形象,这几年来其游客量维持双位数高增长率。让人莞尔的是,虽然俄格断绝外交,但到格鲁吉亚旅游的俄罗斯人免签证可逗留长达360天,名列数量最多的外国游客头五名之一。

旅游业成了部分农村的新收入来源。我在瓦尔齐亚(Vardzia)古洞穴城遗迹,遇到四十来岁的古切尔。他徘徊在遗迹景点售票处,见到落单的旅者就赴前搭讪,希望游客乘坐他的黑车在周边游览,也拉客去他家留宿。他懂得的外语就只有俄语,那是他成长年代里必修的语言课。

那一天的太阳很猛,我花了几个小时慢慢攀爬沿着整片山崖凿洞而建的古城,屹立在串流于山谷间的库拉河畔边(格鲁吉亚语称为Mtkvari 河,是该国最长的母亲河)。光秃秃的峭壁上,一个个洞口凌空遥望着河对岸绿幽幽的山脉。古城始建于12世纪,据称是塔玛拉女王为防御外族入侵,包括突厥和波斯军队,下令在山谷间凿洞作为军事基地和避难所,同时也建洞穴教堂,战役之际女王曾亲临这里为将兵们祈福激励军心。后来洞穴演变成东正教修道院,至今还有僧人在此修道。初期,无法从河谷间看到这片岩洞古城,后因多次地震才暴露在外。

我游览岩洞古城时,古切尔一直很耐心地在山脚下等着,并无多纠缠,只是请我在下午5点他 “下班”前告知决定。直到夕阳西下,我才坐上他那老旧已断产的苏联车,挡风镜还残留着山间碎石砸过,像蜘蛛网般扩散开来的裂痕。车子在盘山泊油路走了约7公里后,转入土石道,最终来到一山头,散落着几户牧民人家。抵达时,古切尔的太太玛利亚早已接到通知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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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切尔和太太玛利亚,以及他们的儿子米克尔。这户牧民人家,将自己的住所化为民宿,接待外国游客,让住客有机会体验地道的山区农村生活。简单的家居,粗茶淡饭,平实可亲。

那个晚上,我们就围着饭桌边吃边聊。夫妻两的女儿已嫁人,儿子则还在上学。他们不定期接待游客,收入不固定,虽然过不上小康生活,但也算自供自给。他们家饲养着数十头羊,还有鸡鸭,果园里种着苹果、桃子、杏子、核桃,菜园里种了洋葱、西红柿、蔬菜,夏天来临时,山野间还有许多野蘑菇和野果可摘采;玛利亚在不同季节里,腌制各种蔬果备用于寒冬,也会自制果酱和自酿酒。

饭后,古切尔拿了一堆照片给我看,毕竟我的俄语程度,看图说故事比较容易沟通。照片中,夹杂着一些曾在他家留宿的游客寄来的留念照,还有感谢信和明信片,但古切尔最珍惜的,是一本记录着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体制下,他在匈牙利服兵役的纪念相册,里头大多是黑白照片,间隔页的薄纱纸上,有着手绘装饰,是他的部队哥儿们用彩笔细心地描绘,只有他们圈子明白的符号、服役中的小故事、调侃笑话等。

古切尔指着泛黄照片,轻声唤出每人的名字和他们源自的地方:这是哈萨克人、那是乌克兰人、左边是吉尔吉斯斯坦人、右边是立陶宛人、前排是俄罗斯人、后面是保加利亚人…….以前都是同一国的,现今看起来却像是联合国部队般。

古切尔开始滔滔不绝地追忆起当年的各种趣事和经历,也不管我到底是否听懂了。一旁的玛利亚自顾自地清理打扫,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旦丈夫陷入兵役往事,就像是去了他的个人美丽世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古切尔跟大多部队同伴失联很多年了,现今互相想要见个面,就得跨国,还得办签证。现今回过头去看,那也算是出国经历,去了趟匈牙利,那两年承载了足以让他怀念一辈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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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做了一桌子的菜肴款待我;包括格鲁吉亚的特色菜——核桃煮鸡块(图中右下角大碗装着);还有沙拉、凉菜、自制面包和蛋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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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切尔家里的羊角酒杯,款待客人时会拉出来用,有的是真真的羊角制成,有的只是羊角造型的陶器。格鲁吉亚有悠久的酿酒传统,包括葡萄酒、水果酒、伏特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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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切尔的家有一片果园,种植了各种果树,包括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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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切尔饲养的羊群,今年产了好几头小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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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切尔家里的客房,简单整洁,一角落摆放了许多东正教的神像、圣经、十字架等,是个祷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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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齐亚古洞穴城遗迹。河的其中一岸是光秃秃的山崖,另一岸却是绿幽幽的草坡和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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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齐亚古洞穴城遗迹,可沿着石头阶梯攀爬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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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齐亚古洞穴城遗迹,嵌入在山崖的古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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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北部的上斯瓦涅季地区,保留中世纪面貌的村落,被高加索山脉的群山围绕。

欧洲海拔最高村落

车子行驶在颠簸的泥石盘山路上,之前下了两天两夜的雨,路段变得坑坑洼洼,前进速度缓慢,但沿途壮阔的大山大河美景为路程带来了慰藉。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山,映入眼帘的却是更多座山。山间稀稀疏疏散落着小村庄,外观仿佛停留在中世纪。绿幽幽的庄田,配上古朴石头房子,牛羊马儿放养在草坡上,一副恬静的田园风光,却因一栋栋厚实坚固的防御碉楼,带来了戒备的紧张感,好像一个个村落处于战国时代,随时处于备战状态。

这是上斯瓦涅季(Upper-Svaneti),地处格鲁吉亚西北部,跟俄罗斯接壤的地区。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山脉,全国85%面积属山岭地貌,上斯瓦涅季(Upper-Svaneti)可称为这个山国的屋脊,平均海拔为3500米左右。上斯瓦涅季地势险峻,多个世纪有大山作为天然隔绝带,不仅保有特殊的文化和语言,还得以保存典型的中世纪村落,被联合国教科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这里的塔状防御碉楼是一大特色,建于9至17世纪期间。

我和另外5名源自各国的游客拼了一辆车,从上斯瓦涅季的区行政中心梅斯蒂亚(Mestia,1500米)出发,朝着号称为欧洲海拔最高的村落之一乌树故里(Ushguli,2410米)方向前进。那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个雷同的中世纪村落和碉楼,快要看得审美疲劳之际,来到一座孤零零立在河畔边上的碉楼。

年轻的司机将车子停靠在路边,但见我们兴致缺缺、露出一副不就是另一座碉楼的表情,于是他不顾文法错对,用非常有限的英文词汇给我们说故事,竟然将英语说得像三字经一般:“Long time ago, boy love girl, girl love boy, boy go war, no come back, girl very sad, father make tower, she wait there.” (很久前,男爱女,女爱男,男参战,没回来,女伤心,父建塔,她等着。)

不过经他这么一说,倒真调动了我们的兴致,纷纷下车去参观,还走过摇摇欲坠的木楼梯,爬上了碉楼,眺望雪山,俯视河水激流,幻想着郁郁不欢的悲情女主角,在这碉楼里渡过了多少个绝望的日子。这座碉楼虽然长得跟其他的一模一样,但从本质上有别,被称为“爱之塔”。不论是在梅斯蒂亚或是乌树故里,一栋栋的碉楼都是好战的象征,虽说是用作防御入侵者的哨所,但据当地人说,更多时候,是用来互相防着有 “世仇”的邻里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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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涅季地区的传统房子内观。中央是火灶,单独一张的“太师椅”属于家族长老的座位,边上有手扶的长椅,则是男性座位,矮一点的木长凳则属于女性座位。座位安排就显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

在梅斯蒂亚,我参观了一户当地人家建于12世纪的古老碉楼和祖屋,女主人家拉里懂的英语词汇,加上我懂的俄罗斯语词汇,总共加起来大概也不超过50个字眼,但竟然也能互动互通。她领着我穿过幽暗的老房子,边给我讲解。老房子和两座碉楼挨着,她说越有钱的人家,碉楼建得越多,因为敌人越多。

我问谁是敌人呢?她答道有外族入侵,也有同村的。基于语言局限,她以简化方式表达:“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给人杀了,不记得为什么,孩子的孩子的孩子,要报仇,你杀我,我杀你,没完没了。”这就是所谓的家族恩怨“血仇”,冤冤相报何时了。

她家的碉楼有五六层高,祖屋则仅有一层和一个地下层。当地传统老房子的布局,一层住人也住家畜。房子中央是火灶,是用餐和开家庭会议的地方。沿着四边墙壁围了一圈木栏杆,拉里一边发出“姆姆、咩咩”的声音,一边用手比着示意牛羊马被安置在围栏内,又指着栏杆前的一排水槽,表示那是给动物喂水喂食的,接着又指着木围栏上方的木平台,说是放草料和饲料的空间。那人睡哪里呢?她指着草料上方还有一木平台,供家人睡觉,而下方的草料也能起到保暖作用。地下层用来存放粮食,地下室干燥阴凉,像个天然冰箱能保鲜。

现今拉里和家人住在祖屋边上新盖的双层洋房,新房子部分空间还被开发为家庭旅馆,增加务农畜牧以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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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北部的上斯瓦涅季,维持着中世纪面貌的村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碉楼散落在各个村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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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斯瓦涅季地区的其中一座碉楼内观。碉楼高度不一,有的高达5-6层,建筑材料为石头,但屋顶采用木块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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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斯瓦涅季地区的中世纪碉楼,现今成了旅游业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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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为欧洲海拔最高之一的村落乌树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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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树故里碉楼林立,但现今人口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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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为欧洲海拔最高之一的村落乌树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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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博物馆是哥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哥里之子斯大林

要论身为格鲁吉亚人,统领疆土最为辽阔的头衔,非斯大林莫属。这位前苏联领导人,1879年出生在现今格鲁吉亚的中部城市哥里(Gori),当时,格鲁吉亚属俄罗斯帝国一份子。今日游客前往哥里观光,皆因那是斯大林的诞生地。

当我乘坐的车子转进哥里,第一印象是毫无特色的城市。先是经过一座座空置的工厂,接着是一栋栋火柴盒层叠般的公寓房子,不远处一山丘上,耸立着一座坍塌城堡,有点苍凉,却为这个城市贫乏的景观增添了一道霸气。车子穿过老旧民宅区,有点破旧还有烧毁的痕迹。数年前,哥里曾是俄军和格军交战的第一现场。

2008年8月,原属格鲁吉亚自治州的南奥塞梯爆发军火冲突,格军欲平定内乱,却引来俄罗斯派遣援军于南奥塞梯。俄军挺进格鲁吉亚境内,轰炸并占据拥有战略性地理位置的哥里,长达约两周的战争,以南奥塞梯单方面宣布独立告终。自此,俄格交恶断绝外交。格鲁吉亚进一步抹掉跟苏俄有关的历史符号,包括耸立在哥里市中心广场的斯大林塑像。近6米高的铜像于2010年夏天一凌晨里,静悄悄被拆除,据称是为了避免引起市民反对,毕竟斯大林被视为“哥里之子”,当地拥护者不少,即便他执政期间,遭遇政治迫害和劳役放逐而丧命的人数估计达70万人,其中包括格鲁吉亚人。

当年,斯大林铜像从哥里广场消失后,当地政府曾说要在原址建一座俄格战争牺牲者和斯大林政治受害者的纪念碑。然而,当我于2014年春天抵达哥里时,广场依然空荡荡,而且早前还有市民发起请愿书签名运动,要求重新把斯大林铜像“复位”。

我乘坐着出租车直驱到斯大林博物馆,这是哥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博物馆的主建筑物有两层展览厅,入口处有一间纪念品店,售卖有关斯大林的书籍之余,还有各种印着其头像的徽章、卡片、杯子等,也有迷你石膏头像。除了这一点现代商业化气息外,整个博物馆有点“时空冻结”的感觉。里头的展品和说明,依然维持着苏联时期原状。一间间陈列室按时间轴展开,从斯大林出生、童年、青少年期、参与革命事业、直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基本上一味地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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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塑像前留下了鲜花?

博物馆边上还立着斯大林呱呱落地的卑微简陋平房,平日上锁,有游客到来时,工作人员领着去开门,参观完毕后再次上锁。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维持家徒四壁的状态,但平房上方加盖了由一根根罗马柱子撑着的豪华亭子。房子前方,立着一座大理石斯大林塑像,还有人在塑像前留下了鲜花。房子后方一片草坪上,置放着斯大林的专用火车,共有好几节车厢,包括他的房间、办公室、会议室、餐车等。

据一些欧洲媒体报道,数年前博物馆入口处设立了一个告示牌,称博物馆的展品是“捏造历史,典型苏联时期的宣传工具,为证明史上最血腥暴政的正当性”。但我却没见到,也找不着,它真的存在过吗?我问博物馆年轻的讲解员,现今的当地年轻人都如何看待斯大林这号人物?那名大约20来岁的女生,面有难色地答道:“你可知我在此工作?”然后耸了耸肩,意思是你要我如何作答呢?也许她很清楚,大多外国游客的价值观,几乎一面倒地批判斯大林,如果对答不当,按现今的国际观会被认为政治不正确,也许她不想违心地迎合游客口吻,又或许她不想在同事们面前表态。

出租车师傅反倒较健谈,他指着沿途荒废的工厂,说起以前哥里是个工业城市,人人有工作,但苏联瓦解后,当地经济也垮了。说起格鲁吉亚自1991年独立以来,政府换届好几次,政治人物上台前,都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堆宏大愿景和计划,但哥里这些年来依然不见起色,反倒每况日下。他缅怀着过去的经济繁荣,对于现今,他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什么都没有,都没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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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里城堡,现今残留的结构大多建于17-18世纪。(网络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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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博物馆内,其中一陈列室摆放了斯大林曾经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布局。据称桌椅和摆设品都是原状从俄罗斯运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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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内也陈列了源自各国献给斯大林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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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院子里有一节火车厢,原为斯大林的公务专属车厢,这是他乘火车出差时的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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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军火冲突,哥里受创。图为当年哥里被俄罗斯轰炸后的残局。(网络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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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军火冲突,哥里受创。图为当年哥里被俄罗斯轰炸后的残局。(网络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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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古堡上俯视格鲁吉亚南方城市阿哈尔齐赫。

在黑海之东,沿外高加索向南延伸,欧亚大陆交界处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就是格鲁吉亚了。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格鲁吉亚欧亚文化的交融和复合,也让这个夹缝间的国家饱经战乱。

1948年,约翰·斯坦贝克在其著作《俄罗斯纪行》中,描述了俄罗斯人眼中的格鲁吉亚:“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斯大林格勒,总会时时冒出格鲁吉亚这个神秘的名字。从没到过的人和一辈子不可能去的人,提到格鲁吉亚时莫不带着羡慕…绝大多数的俄国人都希望,在世时守分为善,死后投生格鲁吉亚,不要上天堂。”斯塔贝克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饱经战乱和贫穷,格鲁吉亚这个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本身还有个内海的国家,依然具备天堂的气质。

苏联解体以及近年来与俄罗斯的交恶,给格鲁吉亚的经济带来打击,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停滞不前,如今的格鲁吉亚缓慢前行,新生与变化也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滋长,每一次前进都像一座丰碑。对于旅行者,这种新与旧交融的痕迹,正在让格鲁吉亚变得更有层次和质感。

高加索女王

她骑在一匹华丽的骏马之上,长裙飘飘,马儿躯体像是纹了身般,笼罩在一片刺绣花布下。她容颜安详却不失威严,高高端坐在马背上,傲视着一个广场。这座硕大铜像的底部,刻着四个符号——新月代表着穆斯林、七臂烛台代表着犹太教徒、太阳代表着自然崇拜的无信仰者,而十字架代表基督教徒,象征着各大宗教信仰族群,在她统领下和睦共处。

她是高加索山国格鲁吉亚史上唯一的女王——塔玛拉(Tamar)。她18岁之际被父王封为共同统治者,6年后正式登基独立执政(1184-1213年),引领着家国步入黄金时代,不论是从领土面积、宗教、文化、经济发展,都被公认为是格鲁吉亚民族的巅峰时期。

“外国人总是误称她为皇后(Queen),但在我们的语言里,她的称号是属于雄性词汇的国王,因为她是真正的统治者,是一国之主,并非王的妻子。”当我很自然地称塔玛拉为皇后时,博物馆讲解员马上纠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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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塔玛拉雕塑,位于格鲁吉亚北方山中小镇Mestia。

当时,我们驻足于一博物馆内,注视着一本16世纪的手抄文本,是号称格鲁吉亚最伟大诗人,索塔·鲁斯塔维里(Shota Rustaveli)之经典著作《豹皮骑士》,誉为格鲁吉亚国家史诗。诗句歌颂的英雄形象、真诚友谊、团结互助、王者风范、坚贞爱情等,被视为宣扬格鲁吉亚的民族精神。鲁斯塔维里据说是塔玛拉宫廷里的贵族兼财政,但其真实身份是个谜,就连他的名字也可能仅是笔名,鲁斯塔维里意思是“来自鲁斯塔的人”。

讲解员道:“传说鲁斯塔维里爱慕着塔玛拉国王,这部著作好比是献给她的情书。”但历史记载的塔玛拉情史里,没有诗人的身影。塔玛拉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执政不久后,在宫廷大臣压力下,与一名白俄血统的王子联姻,但仅维系了两年。王子勾结大臣试图叛变,塔玛拉“休夫”并将他放逐到今日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布尔。塔玛拉再婚是4年后,这期间据说中东穆斯林王室垂涎其美貌和国土,利诱威胁兼施向她求婚都被拒绝,第二任丈夫由她自己挑选,是格鲁吉亚本土的王族后裔。

我凝视着馆内画像中端丽的塔玛拉,想象这位生于红十字军和穆斯林军混战乱世年代的女国王,如何在政治婚姻、政权阻力、外族入侵、同族虎视眈眈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她的领土位于高加索山脉中,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被两股敌对势力包围,在夹缝中生存,要不迎战,要不先发制人,动兵扩张领土。

在她近30载的领导下,格鲁吉亚的疆土达到前所未有的辽阔,覆盖今日的阿美尼亚、阿塞拜疆、部分土耳其东北部地区、以及部分伊朗北面地带。塔玛拉被后人推崇,多少夹杂着浪漫化的缅怀情绪,因她死后短短十几年内间,成吉思汗大军横扫西域,格鲁吉亚也随之四分五裂,一蹶不振。日后的格鲁吉亚,反复在交战与和平交替中,流转于外族势力,包括奥斯曼帝国、波斯、沙俄、苏联。

我来到格鲁吉亚南方城市阿哈尔齐赫(Akhaltsikhe),上述博物馆坐落在拉巴提宫殿城堡(Rabati Castle Fortress)。古堡部分城墙始建于13世纪,坐落在一山顶。城墙内的建筑群,因不同时期统治背景而风格各异,包括一座建于18世纪奥斯曼帝国风情的清真寺,以及一座按10世纪原型重建的东正教教堂。

但城堡内大部分结构,其实是在2011至2012年期间,大举修复重建。整个修建过程引起不少异议,不仅因耗资不菲,达3400万格鲁吉亚拉里(约马币6227万),也被指过于注重美化忽略了历史。站在城墙内北端的堡垒顶部,可将城堡全景收入眼帘,见到精心设计的花园庭院,另有石头房子配木雕花窗的酒店,也有餐厅、露天咖啡座,另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亭子,还有阿拉伯色彩的长廊,以及欧陆式的建筑等,简直是一个大杂烩。

我多次指着不同的建筑物问讲解员,那是什么?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啊,那没什么特别意思,只是在重建时的装饰性设计,为了体现格鲁吉亚的多元背景。”或许那些大杂烩的建筑群,没有历史参考价值,但也体现了格鲁吉亚在多个世纪里,被各方势力占有殖民的痕迹。阿哈尔齐赫往西南去十来公里,就是跟土耳其交界的口岸;而往西南走约百公里,则会穿越至阿美尼亚。曾经,这些邻国口岸地带都是塔玛拉时代的疆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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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提宫殿城堡(Rabati Castle Fortress),位于格鲁吉亚南部,临近土耳其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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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拉女王仿佛成了格鲁吉亚独立后的新民族象征,各大小城镇纷纷树立起她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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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拉巴提城堡内的”迷你苏菲亚教堂”(仿造土耳其地标性历史建筑Hagia So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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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提城堡内新建的酒店,木雕窗户是格鲁吉亚传统建筑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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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的小学生们乘着学校假期,到阿哈尔齐赫游学,参观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堡;见到外国游客拍照,展开腼腆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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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歌舞剧排演的格鲁吉亚学生们挥舞着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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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齐奥塞斯库打造的个人白宫,现为罗马尼亚的国会大厦。(网络图源)

革命和偶然

“那座巨大的白宫,齐奥塞斯库曾想打造为个人宫殿,现为国会。以前我们都称它为白色巨象(White Elephant,形容奢华庞大却虚渺无用的事物)。”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友人约翰给我当向导。

国会宫殿坐落在市中心以南一点的位置,曾是布加勒斯特的古城区。当年为了盖造这座建筑面积达34万平方米的宫殿,以及周边环境改造,一大片的老建筑和无数古教堂等被夷为平地,近3万居民遭遇拆迁;讽刺的是,当年这座宫殿被命名为“人民之屋”( The People’s House)。

1984启建这座拥有上千间房间、12层楼高、还有无数地下层的宫殿时,老百姓正过着缺钱、缺粮、缺用品、缺电流供应的日子,有时即便有钱也买不着东西。据一些写于那个年代的游记和文章记载,部分妇女为了生计卖淫,她们甚至愿意以奶粉咖啡等物品取代金钱交易。齐奥塞斯库犹如“吸血鬼”般榨干了民间财富。

1989年12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的革命广场,群众集会演变为推翻专制政府的导火线。(历史图片,网络图源)

国会宫殿往北约一公里外,屹立着现已化身为国家美术馆的故宫(Palatul Regal),曾属罗马尼亚最后的王室(1866-1947年)所有,这个“进口”自德国的王室,二战后被俄罗斯支持的共产党废除。故宫对面是革命广场,这是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地标。广场被繁华商业区和古建筑围绕,包括堂皇的歌剧院(Ateneul Roman),还有在第一和二战期间,间谍、记者、外交官等云集一堂互换情报的Athenee Palace酒店(现为希尔顿酒店)。

从革命广场沿着前方宽阔的胜利大道往北推进两三公里,将抵达那仿造自巴黎的迷你版“凯旋门”,纪念一战期间丧命的将士们,也是那场战争确立了现今罗马尼亚的版图;一战期间,罗马尼亚押对了注,加入后来成了胜利方的盟军,因此瓜分了部分之前属于奥地利-匈牙利王朝的领土。

数公里走下来,沿途许多景点,有着权力纷争的历史大背景,而且总离不开外来势力的身影。这也反映了罗马尼亚建国百多年来(从脱离奥斯曼帝国算起,这过程也借助了外来力量),一直周旋于平衡多国势力的政治权利游戏,须集圆滑、灵巧、勇气、奸诈等手段于一身,在隙缝间寻求自主生存之道。俄罗斯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说过:“罗马尼亚,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专业。”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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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乡间,处处可见耶稣受难像立在庄田里、树林里、农家院子里,仿佛强调着,这片曾受难的大地,已经获得了救赎。

殖民记忆

“那该死的婊子,不要脸,就等着给土耳其司机服务!”罗马尼亚卡车师傅波特丹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液骂道。我搭上他的便车,行驶在漆黑夜里的山路上,途经一小小的加油站,见到一浓妆艳抹的女郎,大冬天里,她上身裹着皮毛大衣,下身却穿着超短迷你裙,露出套着艳色裤袜的纤细双腿,站在油站角落一盏昏黄灯泡下直哆嗦。

卡车师傅波特丹突然一踩油门,驶进加油站却不停靠在添油机器边上,而是完全不减速地朝着站街女郎冲过去,卡车大头灯将女郎满脸惊愕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就在快要撞上之际,波特丹猛地扭转方向盘来了一个大拐弯,轮子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响,车身有点失平衡地左右摇晃,然后卡车刷地一声又冲出了加油站。

“你这是干嘛?!”我摸着磕碰到车窗的额头,愤怒地喊道,不是因为疼痛,而是为了那女郎惊吓得僵硬的身影和恐惧的表情,她招谁惹谁了啊?“就该教训她,给土耳其司机献媚,呸!”卡车师傅却自得其乐地答道。坐在我身边,另一位会说英文的罗马尼亚小伙子,边给我翻译边尴尬地打圆场,“也许他没见过那么丑的妓女。”

事实却不是那样的。卖淫在罗马尼亚虽属非法,却长期普遍地被包容存在着,大城市里的酒店大堂从来不乏她们的身影,运载国际物流货车穿行的主道也是她们的驻点。我也曾因为站在路边搭便车,被误会过,被询问开价多少,即便我蓬头垢发,身穿别人施舍的、像圣诞老人装束的冬衣,当地人似乎习惯了而不“以貌取人”,但从无引来藐视或粗暴反应。

卡车师傅波特丹的言语字句间透露,他并非站在道德角度上憎恨妓女,而是他知道那条山路上,口袋中较有盈余花费消遣的,是那些来自土耳其运输货物至西欧的卡车司机,波特丹是站在民族主义上仇视土耳其人。虽然那段被土耳其殖民的历史(罗马尼亚曾是向奥斯曼帝国进贡的藩属国,于1877年正式宣布独立),已过去了上百年,潜意识里,许多罗马尼亚老百姓依然怀恨在心。

而德古拉三世在罗马尼亚民间流传的事迹,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抵御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大军的入侵,打击外敌绝不手软。相对西欧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德古拉三世的形象在本土较为正面,他被视为不懈余力抵御外敌、支持农民对抗腐败的贵族阶级、试图发展独立经济、实施法规维护社会稳定等等。

清晨里的田园风光。罗马尼亚的城市化率偏低,乡间农村更能体现这个国度的精髓面貌。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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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锡吉什瓦拉城堡一角,俯视山下新城。锡吉什瓦拉是个中世纪风情的世遗古城,在罗马尼亚中部。

不死传奇

彼得·托马(Petre Toma)一生没踏出过罗马尼亚南部山区,一个小小人口只有数百人的村庄Marotinu de Sus。他勤奋劳动、呵护家庭、关爱乡里,虽然贪杯好酒,偶尔喝醉后会变得暴躁冲动,但总得来说,他是一个老实朴质,再普通不过的农民。

他籍籍无名平凡的一生,却在76岁去世后变得名声大噪。他在圣诞节临近前逝世,他家人亲戚在节庆之际哀悼之余,还一个接一个地患上莫名其妙的病痛。村民怀疑托马已经化身为Strigoi,即当地所指的亡者死后复生,出没在夜里允吸活人之血来延续生命。

于是托马的弟弟在他死后两周,掘地六尺打开木棺,在村民围观下,用镰刀劏开托马的胸膛取出其心脏,用削得尖尖的木棍,刺穿那颗据说还淌着鲜血的心脏,拿到火堆上去烤成灰烬,然后将灰烬融化在饮水中,让生病的家人喝下后就痊愈了。

这并非电影或小说情节,也非发生在中世纪的农村里,而是真真实实地上演在2004年的罗马尼亚。托马的事迹原本不会传出村庄以外,要不是因为其中一名嫁到城里的女儿,对亲戚和村民因迷信,而破坏其父亲的安眠之地感到愤怒,继而报警并惊动国内外媒体。

据说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一带,山区农村的老百姓对吸血鬼的存在,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开棺杀僵尸的习俗不时发生,只要不惊动官方就没事,因罗马尼亚法律视“破坏、打扰亡者安宁”为刑事罪之一,最高判刑可达三年监禁。

托马的弟弟因此遭受半年的牢狱之灾;据当年媒体报道,他的妻子在判刑宣布后,曾不忿地伸冤道:“已经死去的人,还能因“再度杀死”而定罪?我们可是救活了三条人命啊!”

我于这起案件发生两年后,也是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一个飘着绵绵细雪的冬夜抵达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那天我搭便车一路上换乘无数次,最终饥寒交加地被放在锡吉什瓦拉(Sighisoara)城堡山脚下,然后我沿着砾石路,徒步到坐落在山顶不通车的古城区。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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