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邦各大小城镇,纷纷设立甘地纪念馆和博物馆,并给这位圣雄竖立了无数的塑像和石碑,全力打造“甘地路线游”,但推广方式往往停留在将甘地“神化”。
贵族苦行僧
博尔本达尔(Porbandar)一直引以为傲这里是甘地的出生地。它是一个古老、生活节奏缓慢的港口城市,它曾经被城堡和高高的城墙保卫着,现已不复存,但还保留了上百年历史的一座传统建筑风格皇宫,墙上有精细的雕塑。这里的捕鱼业旺盛,还有著名的传统木船(vahanvatti)制造业;船只不是采用高科技打造,而是几乎全手工化,花上一年甚至数年的功夫,将各种木头以衔接技术,做出可以承受大风大浪袭击的巨型木船。近年来,这种木船颇受中东油国富商们青睬,带来一批批定制订单,复苏了曾一度被边缘化的传统造船业。现今走在博尔本达尔海边的船厂区,总可以看到一个个木骨架耸立在岸边,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临近处还有大大小小的渔船,见到渔夫们在午后晒网和坐在地上补网等活动。
但是在博尔本达尔,最常见的“景观”还是甘地。全市内有多座他的塑像,他总是高高地站在平台上,或俯视着交通圈周边来往穿梭的车辆,或看着夹道的商铺生意兴隆,或瞭望着渔船出海。塑像的造型一贯是甘地半裸着上身、腰间胯下围着手工纺织的白布、肩头披着白围巾、顶着个光头、脸上挂着圆框眼镜、手里握着一根木杖、脚上踩着印度凉鞋。世人记忆里的甘地,定格于他带着济世光环的苦行僧形象。
年少时的甘地,却是一副贵族范儿。展示在各个甘地博物馆和纪念馆的黑白照片中,儿时的他穿戴精致——头上顶着刺绣华丽的帽子,身穿绸缎传统长衫,立起的圆领口和袖口有精美刺绣,胸前还挂着宝石饰品。到英国接受法律教育后,则总是穿戴完整的三套式西装,结着领带,头戴印度绅士帽,嘴唇上留着一撇八字胡须。这些造型都跟后期大家所熟悉的甘地有很大的落差,仿佛像是一个贵族亲王中途出家,入世宣扬大爱普渡众生;难怪在满天神佛的印度社会里,他会被后人神化。
甘地于1869年出生在博尔本达尔一高种姓达官世家,祖辈们是当地邦主王公们的丞相辅臣,父亲也是一名英殖民时期的高官。他诞生在家族祖屋里,12岁前在那里渡过。现今,位于市中心的这座祖屋化为一家博物馆,名称Kirti Mandir。在印度语中,Mandir意味着神庙,而甘地和其妻子的塑像则如神祗般立在这里被供奉着,周边充斥着宗教符号——有万字符、有油灯、有鲜花。我在博物馆的游客留言本上,见一名英国人写道:“这地方真恶心,甘地也许会在六尺之下辗转难眠,他最不想被神化,但这座庙宇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甘地的光环,连带当他多年支柱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a),也升华至半个神明地位。卡斯图巴全程参与甘地为印度独立发起的所有非暴力运动,并带动妇女们加入;她跟着甘地多次入狱,甚至有报道指她曾在狱中丈夫面前被强奸,但她未来得及见到印度独立,就在牢狱内病逝在丈夫怀里,享年75岁。甘地长期来关注妇女地位,跟妻子应该有莫大关系。甘地推广妇女经济独立、批判践踏贱民妇女、反对焚烧寡妇传统、也反对童婚;但他和卡斯图巴恰恰是在双方家族安排下,两人还只有13岁时就完婚。
一个下午,我在博尔本达尔市中心,见到一尊甘地真人大小的石像跟前,人潮汹涌地正在载歌载舞,一场婚礼正在进行游街仪式。婚宴歌舞团员吹着号角和萨斯克风、敲打着锣鼓、放声高唱。一辆花车周边跟随着近百号人,女人们穿着五彩缤纷的传统萨利(Sari),头戴鲜花金饰,男人们穿西装或传统服饰,他们跟着花车缓缓前进,边拍手歌唱边踏着舞步。车里头坐着的新郎新娘看起来不到20岁。
也许童婚已不再普遍,但早婚依然是这里的传统。从老百姓婚嫁习俗中也可察觉到,当年甘地致力想打破的种姓藩篱和女性平等问题,现今依然普遍存在。“木门对木门,竹们对竹门”依旧是一个定律。许多印度报章的周末版,都有厚厚一叠的征婚启事版,像分类广告一样,按地点列出征婚者,启事中一定列出家庭背景,最重要的是种姓阶级。男性的标准介绍词是长的高、样貌端正、收入稳定或高;女性则一定是长得白净漂亮、有家教休养。通过相亲和家人安排婚嫁很普遍,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大家族、甚至宗族的联姻。
在印度嫁女儿很昂贵。一名没有男丁,而是拥有四个女儿的父亲对我说:“我一生的劳动和努力成果,就是为了给女儿们办嫁妆。只有女儿的家庭负担太重了,太苦了。”至今,新闻报道中还不时有听闻,岳母不满媳妇带来的嫁妆不足,而施加肉体或精神孽待,甚至会在厨房发生“意外”烧死媳妇。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单位,通过它传递的价值观可塑造改变社会,也可能让一个社会固步自封。甘地死后,关于其家庭和谐的话题陆陆续续浮出水面引发争议。
国父、为父
《甘地》和《甘地,我的父亲》,这两部电影都是以一场死亡拉开帷幕。
前者是1982年的美国好莱坞制作,展现甘地如何演变成印度之父,这部电影当年获得无数奥斯卡奖项。电影从甘地被暗杀的那一刻说起,枪声中倒下,然后回溯到甘地在南非的20年,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的概念萌芽,接着一直推演到他走过的印度独立之路。
后者是2007年的印度宝莱坞制作,切入角度是透过甘地的大儿子哈利拉尔(Harilal)来审视这位国父身为一名父亲的角色。电影开幕时,被雨淋得湿漉漉、潦倒邋遢、半昏迷的哈利拉尔被送往医院,医务人员试图问他是谁,他的父亲是谁?哈利拉尔答道“Bapu”,那是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味着他是全国人民的父亲,但医疗人员以为哈利拉尔是一名语无伦次、垂死的醉酒流浪汉。
甘地12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随着家人搬迁到古吉拉特邦中部的拉杰果德(Rajkot),在这里上中学,后来也曾在此开办律师事务所。甘地13岁结婚,但大儿子在六年后出生,同年甘地就起航前往英国深造三年。哈利拉尔诞生在家里,也就是甘地青少年期成长的家,今日它也变身为一座名叫Gandhi Smruti的纪念馆,里头展览无数照片和资料叙述甘地的生平和伟绩,但关于这对父子紧绷决裂的关系无所记载。
甘地有四名儿子,他曾透露其一生中的一大遗憾,是无法修复跟大儿子的关系。为社会公平、反殖民、家国独立而不懈余力的甘地,希望家人也能做出牺牲为表率,包括拒绝让大儿子到英国深造被殖民文化奴役,让二儿子放弃学医去南非办报教育民众政治醒觉等。生活在伟人父亲阴影下的哈利拉尔,视甘地为一个霸道固执甚至自私的父亲,他以叛逆酗酒做为反击;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运动抵制英国货时,他进行倒买倒卖勾当;当甘地宣扬宗教和睦,他先是改变信仰进入伊斯兰教,后来又反悔重拾兴都教。父子关系最终决裂。
“他是全民的父亲,但对一名儿子而言,他是缺失的父亲。”电影里哈利拉尔说道。作为丈夫,甘地37岁起立誓不再近女色,实践清教徒式的生活,妻子独守空闺但依旧不弃不离,而是调整身份相随作为独立战士的最佳伙伴同志。为完成伟业舍弃个人私欲,但成全甘地发扬大爱的,少不了家人的配合与牺牲……
坐落在拉杰果德的甘地纪念馆,一样把甘地和其妻子的画像放大并排,供人仰慕甚至膜拜。但我在古吉拉特邦,一路上参观了无数的甘地纪念馆,内容都大同小异,看多了,我实在感到审美疲劳。还不如深入民间,好好跟老百姓聊聊这些年的社会变迁。
古吉拉特邦的大城镇,近年来经济飞腾发展,和农村的差异却也在扩大。我在一农村被一批年轻的小学老师们收留寄宿,他们大多来自大城镇,师范学院毕业后,必须下乡服务5年,才能申请返回城市,工资才能从大约50美金一个月,翻个四、五倍达240美金左右。“这里的宿舍太简陋,电流供应不稳定,没有娱乐,也没有电视可看。”20岁出头的茹琶忍不住抱怨,说刚到乡下时每晚因想家而哭泣。“不过,还算幸运,至少我没有被分派到穆斯林村庄去,不然我会更不安。”为人师表教育下一代的,也抱着那么重的种族宗教隔阂障碍,印度距离甘地理想的社会大融合还很远啊!
这个农村的基础设施有限,有的土房子屋顶不是瓦片而是树叶编织的,自来水无法传送到家家户户,而是需要到公共水龙头取水,每个早晨都可以见到穿着色彩鲜艳的妇女们,头顶着金属水瓶走在土路上。周边的村子也大多雷同,而且还有许多文盲程度,不过这一带已经开始发展一村一工业,有的以手工编织也为主,有的以畜牧为主,有的是特产农业品,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甘地倡导的自供自给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寄望教育作为脱贫工具,这个努力已经持续了好多年。问学生们长大后的自愿是什么?如果是那些已经开始盘算未来事业发展的,不少会回答:“Engineer”(工程师),因为前途无量,可能还有机会出国工作。英殖民时期的印度,大批劳工被运往世界各地当苦力,修铁路、开荒、开矿;辗转大半个世纪后,印度依然出口大量劳动力,不过至少现今其中包含了不少工程师,尤其是前往中东油国一带。
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不会出现甘地式的乌托邦,但至少他的精神化为符号在激励着老百姓往前看。
(注:本文刊登于6月的北京《旅行家》杂志。没注明为“网络图源”的图片,都为作者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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