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邦在近数十年来经济发展飞腾,工业与农业并进,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印度属名列前茅。但在其亮丽的业绩和繁盛表面下,由种族、宗教、阶级、城乡落差、贫富差距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暗流汹涌;距离甘地式的乌托邦还很遥远。
满满的宗教符号
“不管是兴都教徒还是穆斯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管你信仰的神叫什么,神的本质只有一个……”据说这是当年甘地和随从们,在盐路长征上经常吟唱的一首歌。甘地虽是一名虔诚的兴都教徒,多年奉行如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但他长期致力于化解宗教分歧,倡导信仰大融合,认为众神皆一。他曾说过:“是的,我是一名兴都教徒。但同时我也是基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犹太徒。”
甘地所生长的古吉拉特邦,是各大宗教的大熔炉,这里信仰各异的人们混居,各宗教神明殿堂比邻而居;但各族群的关系并非永恒的平静和睦,反之冲突、猜疑、对立等情绪的暗流汹涌。也许这样的大环境,让甘地很早就意识到了宗教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在喀奇县,有一座名叫勒克伯德(Lakhpat)的堡垒城池,被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完整城墙围起来。离阿拉伯海海岸线不到十公里,城堡的西面和北面是荒芜的大喀奇沼地,南面是含碱量高的农耕土地,农业产量有限。城墙内林立着各大宗教的寺庙和圣者陵墓,有兴都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墙外则还残留着五个佛家洞穴,有圣堂和回廊,其历史据说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这里的宗教符号似乎比当地居民还要多,因为现今依然留守在这个贫困村庄的,大多是女人、老人、和小孩,常住人口不到一百户人家。
勒克伯德有过辉煌的历史,它的名字原意为“百万银两的城池”,指的是数百年前,这个曾经的港口城市每日税收入达百万。今日它却破落不堪,寂静如死城,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它曾是一个繁忙的港口。但在五百多年前,据传锡克教的鼻祖那诺尊师(Guru Nanak, 1469~1539)从这里出发,伪装成穆斯林乘船前往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为的是去寻找不同宗教之间的相通之处,以促进理解与和平之道。
锡克教萌芽于15世纪末,当时伊斯兰大军进攻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兴都教森严的种姓制度和歧视,引起低贱种姓人群的不满,8世纪起伊斯兰教传入,主张信奉阿拉真主的教徒们人人平等,吸引了部分人群皈依而引发社会矛盾。莫卧儿王朝的到来更是加剧了分化,它先是通过战争绊倒了兴都教统治者,后又采用强硬手段对付异教徒、破坏兴都教庙宇等。但那诺尊师认为罪该祸首乃争权夺利的统治阶层,并非宗教,进而融合了这两大宗教,以公平正义、扶贫济弱和宗教自由为基本教义。
今日,勒克伯德有一座巨大的锡克教庙宇,即便这个村庄内没有任何一户锡克教徒,这里穆斯林占大多数,还有少量的兴都教徒,但他们互相尊重。每年底的锡克教节庆时,这里会从周边涌来数千名的教徒参加宗教仪式。庙宇的圣殿内摆放并供奉着一双木屐,传说是那诺尊师前往麦加前留下的。
现今的勒克伯德需要有边防证才能前往,城墙上24小时有军人站岗,因为阿拉伯海的对岸就是巴基斯坦。在这里别说是小旅馆,就连餐厅和茶摊都找不到。我在村庄逗留的数天里,就是寄住在这所锡克教庙宇,它开放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免费提供素膳食,不强求捐献。当地穆斯林得知我住宿在那里,还很欣慰地对我说:“那是一个好地方,看守员和宗教师都人很好,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信仰之痛
勒克伯德各宗教和睦共处也许是一个特例。近年来,古吉拉特邦可说是背叛了甘地的宗教和平与非暴力主义,发生了连串的宗教冲突血案,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02年,一场席卷整个省份近两个月的暴动。事发缘由始于一起导致58人丧命的火车纵火案,死者大多为一批乘坐火车从一兴都教圣地返回古吉拉特邦的狂热兴都教徒,被逮捕的被告是一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
这起案件继而引发两个宗教的信徒们互相攻击和弑杀,导致近800名穆斯林死亡、200多名兴都教徒丧命、200多座清真寺被毁、17座兴都庙宇和3座基督教堂被践踏。有批评声音指出,当地政府并无及时控制局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兴都教徒复仇。
我遇到受害者之一的索哈娜时,暴动已过去好几年,但她的心情依然未平复:“几十年的邻居,突然一夜之间变脸了,只因为不同宗教。太可怕了,我无法再度信任他们。”身为穆斯林的索哈娜,其家园被烧毁,她父亲也在捍卫生意店面被打砸抢烧时丧命。她则放弃公立医院的岗位,逃离到省内一海滨城镇,加入一家由伊斯兰基金会设立的私人医院当妇科医生;悲剧发生后,让她更加靠拢自己的宗教族群。
索哈娜誓言再也不回家乡艾哈迈达巴德,这是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也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革命基地。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后,在这里设立了Sabarmati Ashram(高僧修行所),并居住了约15年。现今它已开放为甘地纪念馆,可参观当年甘地的工作间和寝室等;它也是一所甘地精神的研究和教育中心,收藏大量和甘地及非暴力运动相关的书籍、文献、书信、照片等。
修行所坐落在艾哈迈达巴德城郊,布局像一个小村落,绿意盈盈。甘地在此倡导精神修为外,也实践自供自给、非物质化、低消耗的修行生活方式,同时辅助妇女和低级种姓人群自立,并推动非暴力运动。甘地和随从们在此自行耕地、畜牧、手工织布等;他们修行专研兴都教义之余,也会朗读可兰经和基督教圣经等。
甘地于1930年为展开盐路长征而离开修行所,他当时也立下了“不再回去”的誓言:“直至印度获得独立前,将永不返回修行所。”甘地活着见证了印度在暴力和血腥中度过1947年8月15日的独立,但他无法圆梦回到修行所,他在次年1月30日在德里被枪杀。在一个为各种族宗教和睦尊重的晚祷会上,一名佯装前来向甘地行礼的人,朝甘地心口连开三枪。谋害者曾是甘地的追随着,也曾为独立运动蹲过牢狱,后来他认为甘地出卖了兴都教徒的利益并偏袒穆斯林。因此,甘地也是宗教冲突的受害牺牲者之一。
这些年来,印度的宗教冲突大多聚焦在伊斯兰和兴都教上。一些对两者皆感到失望的老百姓,重拾了一度在印度式微的佛教。我遇到一位自称J.C.的水利工程师,他出生于兴都教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家庭,但他选择了皈依佛教来撇去这个身份。他在宿舍房间内供奉着佛像,定时上香;但他所参与的佛教团体,竟然是一个由英国人发起的,将佛教重新引入其发源地去发扬光大。
我问J.C.难道归属什么宗教真的那么重要吗?甘地不就尝试打破这种藩篱吗?他带着苦笑嘲讽地道:“甘地的理想不符现实。看看他所倡议的有哪一样真正主导社会和落实到政策中?啊,有,他出生地的当地政府禁酒了!”就只因为,甘地曾经说过,如果他执政,首要推行的政策之一是禁酒,不让酒精继续祸害社会。
……待续,章节3:被神化的“贵族苦行僧”

Lakhpat的一户穆斯林人家,要求我给他们照一张全家福,他们将平日难得穿戴的漂亮衣裳从柜子里取出来,细心妆扮后集合在家里的院子中央。这座房子有点像四合院,三面有着一层高的土墙瓦顶房,居住着三代同堂近20口人。
(注:本文刊登于6月的北京《旅行家》杂志。没注明为“网络图源”的图片,都为作者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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