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城郊一片依山而建的社区，靠近巴布尔公园。
阿杜拉曼一家九口——老母，妻子和六个年龄介于5至17岁的女儿，于2002年返回喀布尔（Kabul）定居，结束了十多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生活。国际盟军入驻阿富汗后，阿杜拉曼抱着满怀希望回流，被录取为警察，这是高危工作，但他每个月只领取大约100美金的工资。全家在外劳动的只有阿杜拉曼一人，靠那么点薪水日子过得很拘谨。
我清楚记得他家周边的景色——哪个拐弯口有小店铺，哪个交叉巷口处有一片坟墓，哪条路通往俯视这座城池的山丘……即便我反复把这条通往阿杜拉曼家的路线在脑海里复习，我心里清楚，往后无法在同一所屋子里找到他们。那是阿杜拉曼一家回国后短短3年内，住过的第7所房子，每次房租一涨就搬。
我认识他们时，他们住在城郊的平民窟，因为尚未通电房租较为便宜，但也占据了阿杜拉曼薪水的二分之一。入夜后，日间在国际人道组织办的学校里上课的孩子们，点煤气灯复习功课；平时要熨衣服前，先把熨斗放在煤气上烧热，想洗热水澡先把一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
馕和绿茶是阿杜拉曼一家人的主要粮食。
我原本算不上是阿杜拉曼的客人，当我从巴基斯坦陆路边境进入阿富汗时，遇上了几名经常往来两地的善心商人，他们见我孤身一人，为了阿富汗高物价精打细算旅费，商人们就把他们和阿杜拉曼一家合租的院子，位于前院空置的一个小房间免费让我使用。后院则是阿杜拉曼一家的起居范围。也许在当地文化里，一个人是可耻的，阿杜拉曼一家觉得留我一人孤单单在前院不近人情，于是做妈妈的常邀我到后院喝茶，女孩们放学后总会找我聊天，吃饭时总叫上我。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交流，我也向他们学习波斯语。阿杜拉曼会和我谈些工作上的事；妻子会向我咨询，如何解决35岁就停月经的问题；大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新教育让她有了自主的想法；二女儿正在谈恋爱；三妹希望有一天能考上奖学金到德国进修；四妹喜欢画画；五妹喜欢唱歌跳舞；老幺和我一样嘴馋。
没有电源，孩子们晚上点汽油灯写学校作业。
起初我不清楚他们物质有多匮乏。有一天，我居然把他们家最后的一个土豆给吃了。那天和我一起用餐的只有老幺，其他人都说吃过了，其实是善意的谎言，后来我经过厨房见三妹把仅有的面包碎混着绿茶吃才明白。内疚的我赶紧买了点米和瓜果蔬菜回去，但阿杜拉曼不愿接受，他说：“你是mosafer（在路上的人），不能让你花钱，你留着自己用。” 他们字典里没有游客一词，他们觉得我才是居无定所、受尽艰辛磨难、需要帮助的旅人。
我和他们相处两周多，唯一一次全家出游是去动物园，举家出门却是为了“逃婚”。阿杜拉曼不忍心违背大女儿的意愿，又不想面对和远方亲戚口头约定的正式提亲日子，于是选择了出门暂避。当时17岁的大女儿哈米拉说父亲原本要求她考虑婚嫁，说求婚者愿意出高价，这样一来她有归属的同时也能帮助家里解决贫困。我问她：“你不喜欢对方？“
“男的很大，我很小。”她指的不是年龄而是男女地位的问题。“我跟父亲说，那点钱，一年、两年，没了。我的幸福，完了。”为配合我的语言程度，她用了最简单的字眼，却包含了新教育给予她的思考。但大环境的变化是否和她的转变平行发展呢？围墙的外头，还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就业机会渺茫之余，还要面对顽固的社会习俗和宗教压力。像哈米拉这样的女生大概会活在矛盾的夹缝间，她们既不能像上一代那样安分守己，快活满足地过着围墙内的生活，又无力扭转现实环境的常态和限制。
为“逃婚“去动物园的那个上午，我们花在准备野餐食物的时间，还不如女孩们化妆打扮耗时。但临出门前，她们却把黑长袍披上，头巾一罩，掩盖了打造一番的效果；后来我明白了，她们享受的纯粹是那个让自己美丽起来的过程，不是结果。阿杜拉曼选择尊重女儿的意愿，也一样不计结果，他只想尽力守护家人；在当地社会观念里，如果妻子多年不生儿子，丈夫是可以理所当然地休妻或另娶，但阿杜拉曼却对妻子不弃不离。
阿杜拉曼一家人属于塔吉克族血统，长相轮廓更接近欧洲白种人。
到动物园郊游后的第二天，是我告别喀布尔的日子。离别前，我从背包里掏出一些小东西作为谢礼，但当女孩们给我回礼时，一股惭愧和激动涌上我心头。她们把各自最珍惜的东西给了我，其中有一本记事本，封面印着Barbie图像，内页已泛黄，主人却还不舍得在里头书写，显然视它为珍藏品；而它却是我拿背包里那些用不着，扔了可惜的小东西换来的。
告别时，阿杜拉曼很细心地叮嘱我：“不要太容易相信陌生人，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一样。”但和他们一家结缘却恰恰是因为我信任了陌生人，而在那遥远的他乡，找到回家的感觉。也许和平对于阿富汗是遥远的记忆，未来也遥不可及，但我记忆中的阿富汗，不是动荡，而是温情。
注：大多阿富汗成年女人不喜欢家族以外的男人们见到她们的长相，我给阿杜拉曼一家人拍照时答应过，不随便将女人们的照片展示给他人看，所以在此我不公开10岁以上的女孩们的照片。
Here an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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