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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November, 2011

曾经的渔村Moynaq,今日搁浅在沙化湖床里的渔船。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棉花大国,虽然产量排行世界第五,却是全球第二大的棉花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我坐大巴从布哈拉到希瓦的路上,见到大片大片的棉花田,当时正好是秋天,丰收季节。我后来发现当棉花成熟时,就是乌国全民响应政府号召,到棉花田里去劳动的季节,为国家经济出力,人人有责。

“去X镇的短途大巴什么时候发车?我等好久了,一辆车都没有。”我问路过的当地人。

“你不用等了,今天不会有车来。大巴都被调去载人到棉花田了。”

“这么大一个汽油站,为什么只开两个加油服务台?”我乘搭的长途汽车中途需要加油,结果等了两个小时才轮上。

“人手不够,其他员工都被派到棉花田里去劳动了。”

“你是公务员?你在那里上班?办公室离这里远吗?”我在餐厅里和人瞎聊。

“最近我都在棉花田里。”

“你今天不用去上学吗?为什么不带书包?”我问旅馆老板那还在上小学的儿子。

“今天去棉花田,不用带书包。”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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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城郊一片依山而建的社区,靠近巴布尔公园。

阿杜拉曼一家九口——老母,妻子和六个年龄介于5至17岁的女儿,于2002年返回喀布尔(Kabul)定居,结束了十多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生活。国际盟军入驻阿富汗后,阿杜拉曼抱着满怀希望回流,被录取为警察,这是高危工作,但他每个月只领取大约100美金的工资。全家在外劳动的只有阿杜拉曼一人,靠那么点薪水日子过得很拘谨。

我清楚记得他家周边的景色——哪个拐弯口有小店铺,哪个交叉巷口处有一片坟墓,哪条路通往俯视这座城池的山丘……即便我反复把这条通往阿杜拉曼家的路线在脑海里复习,我心里清楚,往后无法在同一所屋子里找到他们。那是阿杜拉曼一家回国后短短3年内,住过的第7所房子,每次房租一涨就搬。

我认识他们时,他们住在城郊的平民窟,因为尚未通电房租较为便宜,但也占据了阿杜拉曼薪水的二分之一。入夜后,日间在国际人道组织办的学校里上课的孩子们,点煤气灯复习功课;平时要熨衣服前,先把熨斗放在煤气上烧热,想洗热水澡先把一桶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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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田园风光,看似美丽,却处处隐藏着危机。

我记得年少时听过一首曲子,名叫五十种离开的方式。在阿富汗,离开人世的方式大概不止这个数,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有可能在买早点时,不巧碰上定时炸弹引爆死去,也有可能开车时没注意到国际盟军打手势叫停车排查,而被当做暴徒乱枪扫射挂掉,还有可能在天天往来的路上,不小心踩到沉睡多时的地雷而丧身。

阿富汗地下埋藏了约一千万个地雷,是全世界地雷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每天有10至12人因地雷丧命。可怕的是,没人说得准那里有地雷,城里乡间田里山区都有它的身影,有的是70年代末苏联军入侵时埋下的,有的是村民自己为防御敌人埋下的,有的是后来军阀期混战遗留下的,也有近期被游击队埋伏下的。

我在巴米扬山区间徒步,当地人一再提醒,一定要注意路边大石块上的记号,有红漆画着大叉叉的,表示当地还未排查地雷,白漆画上圆圈的地带则已扫雷;另外一定要走在有足迹或车轮印痕的路上,不要偏离主道,不要走入荒废的农地,不要抄捷径等等。但有时我会因为眼前的美景,刹那间忘了危机的存在。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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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至70年代,阿富汗是 “嬉皮士之路”(Hippies Trail)的必经之道,那些来自欧美长发披肩的男男女女,头上插着花朵,口里喊着“做爱,不要战争” (make love, not war)的和平口号,自由自在地晃悠在阿富汗的古都老城里;短短数十年后的今天,和平却已变成一个有如前世般遥远的古老记忆。

阿富汗曾是嬉皮士之路上的一站,如今前来的外国人大多是人道组织的工作者。网络图源

一阿富汗人到菜市场买当地特色美食——羊头。

“老板,一个羊头怎么卖?”

“50块钱。”

“这么贵!上周不就才20块钱吗?不能便宜点吗?”

“便宜点?没戏!你以为这是人头啊?!”

我的阿富汗友人用一则“笑话”来表述“阿富汗所有的东西都很贵,除了人命”。说完后他嘴角扯了扯露出嘲讽,又耸了耸肩表示无奈,我却愣在一旁无言以对。阿富汗30年战乱不断,国内资源短缺,物价高居不下,老百姓们日子过得穷哈哈之余还担惊受怕。

究竟有多少幸存的人们,还记得和平年代?那个胡子斑白的老头?还是那位满脸皱纹的妇人?但他们也许年纪都不大,只是艰辛岁月催人老;好比身高1米8的阿杜拉弓腰含背,鬓脚花白,其实他跟我年纪不相上下30出头;而只有35岁的莱娜,却开始了女性步入更年期后才有的生理反应。他们都是记事以来就在战火中成长的人。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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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所有让你快乐的事,都是非法的。

摘自绘本《Persepolis》的“面纱”篇章。网络图源。

有一本名叫《Persepolis》的漫画,数年前被拍成动画片获无数国际影展奖项。女插画家玛赞.莎塔碧,把自身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的成长故事,通过四部曲——面纱、安息日、流落奥地利、回家,描述着社会动荡巨变中,一个女孩在价值观混乱时代,青春叛逆期,情感悲欢离合中,寻找和反思身份及文化认同的曲折过程。Persepolis是古波斯文化的一个古都(约公元前518至330年左右),它象征着一个失落的文明,作为书名,暗指身份文化撕裂之痛,但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为《我在伊朗长大》,这层含义流失了。

Persepolis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坐落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Shiraz)约70公里外,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基地。它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希腊人对它的称呼,意思是“波斯之都”,波斯人则称它为“贾姆希德御座”,贾姆希德是古代波斯神话中王的名字。这座由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历时三个朝代筑造的古都依山而建,契合地形高矮不一有多个平台,建材大多为暗灰色大石块,墙上有精致的浮雕,建筑群包括宫殿、神殿、宝库、营房、觐见厅等,即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将其攻克并纵火焚毁,今日的断壁残崖依然雄伟震撼。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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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传统健身房被称为“力量之屋”;叶慈古城内一家力量之屋墙上的壁画显示各种操练阶段。

“普利亚为成全贫困老妇人的心愿

故意在武士比赛时输给她的儿子

好让对方赢得比赛奖赏

缓解老妇人的经济负担

但普利亚却因此得罪失宠于波斯皇帝……”

阿克巴坐在一个大理石平台上,边吟唱着勇士普利亚的事迹,边激情高昂地拍打着圆鼓。他时高时低的歌声,时快时慢的鼓声,像魔咒般遥控着平台下方的一群人,他们随着节奏拍子挥舞手脚、起跳、转圈。

当我踏入被称为“力量之屋“(Zurkhaneh)的传统健身房时,先是被阿克巴那充满感染力的歌声所震住,后是被运动员手里拿的各种器具逗笑了——其中包括酷似动漫片《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 用的圆锥形棒子,还有像洗衣板的木盾,和弓形铁条上挂着很多铁圈圈的玩意儿。

运动员们大多长得很壮,有的还顶着个大肚腩,看起来体重至少有300多斤,却还能自如地像芭蕾舞娘般原地转圈。来到“力量之屋”的男人们,并非自在减肥,或练就六块胸肌,或成为运动健将,虽然这种传统健身房,栽培了不少伊朗奥运举重冠军。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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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府就好比一个管教严厉的家长,激发了青春期孩子们的叛逆心态。

伊朗市内的公共巴士上,前端是男性座位,后端为女性专属区。

踏入伊朗前,我列了一个单子,以便把作为女性游客“可为和不可为”的事项谨记着——要戴头巾,要穿长袖衣服,上衣不能展示身段曲线,不能在街上舔冰棍(不准做出挑逗动作),不可骑自行车(不得姿势不雅)……没问题,我不排斥这许多的“不”,就当做是我选择进入“不能吸烟”或“不准吐痰”的餐厅,那就得按规矩行事。但进入伊朗后,我还是不够上心,稍微比法定范围多露了一点点肌肤——我的脚趾。

“你最好穿上袜子,我以前的越南女友曾在路上被道德警察拦下,就因为露出了脚趾。“一名大学政治学讲师莫哈默关心地提醒我。他见我在首都德黑兰天天穿着一双凉鞋,大概也猜到我这个穷背包客没钱多买一双鞋,而做出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走在街上时,莫哈默会跟我保持大约半米的距离,”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靠得太近也可能招来道德警察盘问。“但是当我到他家做客时,他却从公事包里,掏出了几罐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黑市里的货,在伊朗只要你有钱有门路,所有非法的东西都能买到。“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句话,在伊朗意味着人们在家里,按自家的游戏规则行事,他们在国法规范的公众场合中,举止和形象可能判若两人。就好比维纳斯,她一进家门就把头巾摘了,浓密黑长发突然倾泻而出,颇有洗发露广告的效果;接着又把黑色长外套脱下,展露里面鲜艳亮丽的吊带衫和紧身牛仔裤,“到家了,你可以把外套也脱了,法律管不着了。”但我没啥可脱的,因为我宽松及膝的长裙衫下只有内衣。

在伊朗街头,当地女性乍看都一样,个个戴头巾身穿深色直筒型长外套。但稍留意,就能发现不少女人在 “同中求异”。比如长外套不允许有“修身”剪裁,但加上一些线条或带波浪的下摆,能达到类似的效果;有的女人带上很大很酷的墨镜;有的化了浓妆,不少人做了鼻子整形;更多的年轻女性则把方块头巾对角折叠,在颈项下打个结,露出脑袋上大半截、染了色的头发。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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