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遇贵人

Ozoda奶奶和她的女儿Firozah以及孙子们。

每当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我在路上和各国当地人同住，受到当地人们眷顾的经历时，不少朋友的反应相同：“你怎么老是遇上贵人呢？”

说实话，我也有同感。我总觉得我在路上时的运气超好，好得我都害怕有限额的运气会全搭在路上了。是否因为我总是只身一人、又是个女的、健谈、爱笑，所以不同国籍的当地人觉得我需要照顾呢？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时候，我真的很庆幸在需要时，这些贵人们的出现。就如我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后的第四天，在前往首都塔什干的路上，遇上了年过七旬的Ozoda。要不是这位老奶奶在我生病时，带我走入一个温暖的家，跟她的家人一起度过节庆之余，还有赖她的细心照料，我才能缓过来继续上路。

遇上Ozada奶奶纯属偶然。我从费尔干 纳坐上了一辆共乘的出租车，老奶奶和她的儿子是乘客之一。一路上我断断续续地用我很烂的俄语和他们聊天，其实我在回答了几个基本礼仪的问题后，已几乎用完了过去一个月里学来的俄语词汇，之后我更多用微笑和肢体语言来沟通。

老奶奶其实话不多，也许年纪大了，长途颠簸和炎热的天气让她在车里一直打盹，但她的儿子很健谈，说到后来我被那滔滔不绝，大多听不懂的俄语催眠得昏昏欲睡。

车子开到半路，司机说需要添汽油，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搞不明白为什么走长途的汽车，不在启程前添满油，非得中途停车。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产油甚至出口石油的国度，加油站却有限，司机总要排长队等好久；这一回，我们站在路边等了2个小时多。

等待的期间，我向奶奶的儿子借手机，给塔什干的一家小旅店打电话预订床位，因为听说首都的酒店都很贵，而那些少数便宜的经常客满。正当我以为这回的运气不好了，没能订上床位或房间，老奶奶在一旁听了我的困境后说：“不需要找酒店，来我家住。”

要是在其他国度，我早就马上盘蛇棍儿上，欣然答应了。但这一回，我有点犹豫，这和信任无关，而是乌国的体制对外国游客有诸多限制，依然沿用着早期苏联体制下的人口移动监控制度。

外国游客在乌国境内，只能住在那些有执照，能够开“住宿登记证明”单子的旅社或酒店。这个单子上，会写明游客的护照号、名字、入住和离开的日期，单子上盖一个红章才算合法。这对我来说有点熟悉，因为在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要求，不过执行得不是很严，我只有在新疆时才被查过。

但是在乌国，游客在离境时，将需要出示能够证明自己在境内每一天的住宿记录，除非有些天因为在路上（也许是乘坐隔夜火车、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而没能投宿，这种情况下，最好保存一张车票或收据。

在出境口岸，乌国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查，倒霉被查到没有完整记录的游客，将面临罚款或有可能被关起来的风险。我之前就听说过有一对法国旅人，他们坚持徒步旅游，而且都是自搭帐篷露宿户外，据说他们进入乌国后不到一周，就被警察找上了，最终以罚款和驱逐出境了结。

但老奶奶的诚意邀请，让我很心动，而且我知道过一天后，就是穆斯林们庆祝一个月内白天时不能进食的斋戒月结束了，也就是我老家被称为开斋节的假日。如果能和当地人住在一起，我将能见识到乌国人民是如何庆祝Eid节日。

管他的，先去了再说，大不了之后再想办法找或买“住宿证明单“。我心里想，当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条规时，总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过去几年在中国学来的应对机智。

冥冥之中，幸运之神是眷顾我的，这个邀请后来可以说是救了我，让我在病得虚弱时得到温暖细心的呵护。抵达塔什干后，我开始发高烧拉肚子，我以为是因为在路边等待时吃了很多个油腻的pirogi（油炸面团里包着土豆泥）。

其实直到我离开乌国几个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乌国的一个月里，经常发烧、拉肚子、乏力、晕眩、疲累、突然抽烟时觉得恶心不能再抽了，这些都是我的身体在给我发出信号，试图告诉我真的患病了，需要治疗，但我实在过于迟钝。

抵达塔什干当天，老奶奶白天还在禁食，但她是家里唯一遵循斋戒月条规的人。她跟最小的女儿Firozah、女婿、还有两个孙子住在一起，虽然她另外还有两个大儿子和一个大女儿也在塔什干。这让我想起了在吉尔吉斯坦时，有人告诉过我说，在中亚的传统里，家里排行最小的子女，才是承担起养育年迈父母的首选人物。这和东南亚或远东一带由长子承担责任的传统有别。

虽然伊斯兰教传到中亚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不过这一带经过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洗礼，之前还有深远的古波斯文化影响，所以一些古老的地道风俗习惯交汇着伊斯兰教条。比如庆祝新年不是按着伊斯兰月历来开年，而是根据古波斯文化的Noruz节庆。这里的穆斯林和其他地方的有别，在一些清教徒看来，中亚的穆斯林甚至被视为不够虔诚，不够规矩。

比如禁酒这个教条，对于爱喝伏特加、马奶酒、啤酒等酒精的中亚民族来说，实在很不容易依循。我记得在吉尔吉斯坦时，有一位男士对我说，现在是斋戒月，所以就少喝一点酒；不是禁食或戒酒，只是以少喝来表示诚意。摘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条来依循并不代表信念弱，也不代表不虔诚，这里的当地人对宗教不虚伪也不做作，心安理得地在斋戒月期间，念句经文，开吃喝酒，但心里依然有主。

我不是教徒，也没有宗教，这对乌国人都无所谓，他们不会因此对我产生道德判断，不像在巴基斯坦时，如果我对巴基斯坦人坦诚我没有宗教，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上帝的存在，一定会激发一场唇舌之战，非得说服我至少承认大地之物皆由主创造，不论那个主是哪一个宗教的，至少我应该敬畏神明。最后，为了避免一番解说，我在巴基斯坦时都说我是道教徒，虽然严格而言，道家是一种哲理，和宗教无关。

在乌国，虽然近9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Eid这个重大的伊斯兰节日并不是公共假期。自从1991年苏联瓦解后，乌国政府独立以来，一直对于宗教保持谨慎，甚至严管的态度，其一原因是有一些反政府团体以宗教之名起义，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这让政府紧盯着表现热衷的教徒，所以不少乌国人避免在外表现得过于虔诚。

Ozoda和Firozah在Eid节庆的早上准备丰盛的午餐。桌子上还没摆放菜肴和主食，但水果、小点心、干果、糖果等就已经挤满了长长的饭桌。

Ozoda老奶奶和小女儿Firozah在Eid的早晨，天未亮就起床，先在家做一天五次中第一次的清晨祷告。然后她们就开始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肴，桌子上还摆设了鲜花，也有许多水果和干果及饮料，等待着其他家人到来一起用餐。

中午时分，Firozah的哥哥姐姐们乘着上班的午休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Ozoda奶奶的妹妹也带着家人过来祝贺。一家子热闹融融，天南地北地聊天，孩子们玩着游戏机，听着MP3，家里洋溢着浓浓的过节气氛，虽然只有短短的午休时间。

Ozoda奶奶（左）和她的妹妹合影。

我见Ozoda的孩子们和妹妹都拿钱出来往她怀里塞，看来这是一种节庆时对长辈的礼节；而长辈则给孩子们分糖果，连我都得到了一份，看来我被归类成小小辈了。午餐结束后，工作的回去上班，只剩下妇女们继续喝茶聊天，这里的人喜欢喝绿茶，而且要加糖，整个下午茶都甜滋滋的。

原本我只打算打扰Ozoda一家人一天，过完节当天就往南边的另一个城市去，但是因为生病体弱，最后竟住在他们家三个晚上。离开的那天，老奶奶其实行走不便，她的脚因为年老带病，出现浮肿疼痛，走起来一拐一拐的，但是Ozoda还是坚持一定要送我到3、4公里外的地铁站。

我背着大包，和她缓缓走到巴士站，之后又一起走楼梯下地铁口，一路上我们话不多，只是告别时，她比手画脚地告诉我，当我在乌国旅程结束后，再次回到塔什干等飞机回国前，记得要给她打电话，再到她家住几天，我只能一直点头。

但后来，当我重返塔什干，有个下午一直打电话没人接，最终没能在离开乌国前和她们叙旧，而Eid节庆当天在她们家拍的全家福，也还一直在我的背包里，没能兑现承诺把照片给他们，这一直让我感到有点内疚。

我和Ozoda一家人在餐桌上合影。

我学习俄语的方法：在本子上用英语写下单词，再把对应的俄语用拼音记下，有时也会记下俄语的书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