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我在路上和各国当地人同住,受到当地人们眷顾的经历时,不少朋友的反应相同:“你怎么老是遇上贵人呢?”
说实话,我也有同感。我总觉得我在路上时的运气超好,好得我都害怕有限额的运气会全搭在路上了。是否因为我总是只身一人、又是个女的、健谈、爱笑,所以不同国籍的当地人觉得我需要照顾呢?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时候,我真的很庆幸在需要时,这些贵人们的出现。就如我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后的第四天,在前往首都塔什干的路上,遇上了年过七旬的Ozoda。要不是这位老奶奶在我生病时,带我走入一个温暖的家,跟她的家人一起度过节庆之余,还有赖她的细心照料,我才能缓过来继续上路。
遇上Ozada奶奶纯属偶然。我从费尔干 纳坐上了一辆共乘的出租车,老奶奶和她的儿子是乘客之一。一路上我断断续续地用我很烂的俄语和他们聊天,其实我在回答了几个基本礼仪的问题后,已几乎用完了过去一个月里学来的俄语词汇,之后我更多用微笑和肢体语言来沟通。
老奶奶其实话不多,也许年纪大了,长途颠簸和炎热的天气让她在车里一直打盹,但她的儿子很健谈,说到后来我被那滔滔不绝,大多听不懂的俄语催眠得昏昏欲睡。
车子开到半路,司机说需要添汽油,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搞不明白为什么走长途的汽车,不在启程前添满油,非得中途停车。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产油甚至出口石油的国度,加油站却有限,司机总要排长队等好久;这一回,我们站在路边等了2个小时多。
等待的期间,我向奶奶的儿子借手机,给塔什干的一家小旅店打电话预订床位,因为听说首都的酒店都很贵,而那些少数便宜的经常客满。正当我以为这回的运气不好了,没能订上床位或房间,老奶奶在一旁听了我的困境后说:“不需要找酒店,来我家住。”
要是在其他国度,我早就马上盘蛇棍儿上,欣然答应了。但这一回,我有点犹豫,这和信任无关,而是乌国的体制对外国游客有诸多限制,依然沿用着早期苏联体制下的人口移动监控制度。
外国游客在乌国境内,只能住在那些有执照,能够开“住宿登记证明”单子的旅社或酒店。这个单子上,会写明游客的护照号、名字、入住和离开的日期,单子上盖一个红章才算合法。这对我来说有点熟悉,因为在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要求,不过执行得不是很严,我只有在新疆时才被查过。
但是在乌国,游客在离境时,将需要出示能够证明自己在境内每一天的住宿记录,除非有些天因为在路上(也许是乘坐隔夜火车、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而没能投宿,这种情况下,最好保存一张车票或收据。
在出境口岸,乌国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查,倒霉被查到没有完整记录的游客,将面临罚款或有可能被关起来的风险。我之前就听说过有一对法国旅人,他们坚持徒步旅游,而且都是自搭帐篷露宿户外,据说他们进入乌国后不到一周,就被警察找上了,最终以罚款和驱逐出境了结。
但老奶奶的诚意邀请,让我很心动,而且我知道过一天后,就是穆斯林们庆祝一个月内白天时不能进食的斋戒月结束了,也就是我老家被称为开斋节的假日。如果能和当地人住在一起,我将能见识到乌国人民是如何庆祝Eid节日。
管他的,先去了再说,大不了之后再想办法找或买“住宿证明单“。我心里想,当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条规时,总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过去几年在中国学来的应对机智。
冥冥之中,幸运之神是眷顾我的,这个邀请后来可以说是救了我,让我在病得虚弱时得到温暖细心的呵护。抵达塔什干后,我开始发高烧拉肚子,我以为是因为在路边等待时吃了很多个油腻的pirogi(油炸面团里包着土豆泥)。
其实直到我离开乌国几个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乌国的一个月里,经常发烧、拉肚子、乏力、晕眩、疲累、突然抽烟时觉得恶心不能再抽了,这些都是我的身体在给我发出信号,试图告诉我真的患病了,需要治疗,但我实在过于迟钝。
抵达塔什干当天,老奶奶白天还在禁食,但她是家里唯一遵循斋戒月条规的人。她跟最小的女儿Firozah、女婿、还有两个孙子住在一起,虽然她另外还有两个大儿子和一个大女儿也在塔什干。这让我想起了在吉尔吉斯坦时,有人告诉过我说,在中亚的传统里,家里排行最小的子女,才是承担起养育年迈父母的首选人物。这和东南亚或远东一带由长子承担责任的传统有别。
虽然伊斯兰教传到中亚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不过这一带经过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洗礼,之前还有深远的古波斯文化影响,所以一些古老的地道风俗习惯交汇着伊斯兰教条。比如庆祝新年不是按着伊斯兰月历来开年,而是根据古波斯文化的Noruz节庆。这里的穆斯林和其他地方的有别,在一些清教徒看来,中亚的穆斯林甚至被视为不够虔诚,不够规矩。
比如禁酒这个教条,对于爱喝伏特加、马奶酒、啤酒等酒精的中亚民族来说,实在很不容易依循。我记得在吉尔吉斯坦时,有一位男士对我说,现在是斋戒月,所以就少喝一点酒;不是禁食或戒酒,只是以少喝来表示诚意。摘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条来依循并不代表信念弱,也不代表不虔诚,这里的当地人对宗教不虚伪也不做作,心安理得地在斋戒月期间,念句经文,开吃喝酒,但心里依然有主。
我不是教徒,也没有宗教,这对乌国人都无所谓,他们不会因此对我产生道德判断,不像在巴基斯坦时,如果我对巴基斯坦人坦诚我没有宗教,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上帝的存在,一定会激发一场唇舌之战,非得说服我至少承认大地之物皆由主创造,不论那个主是哪一个宗教的,至少我应该敬畏神明。最后,为了避免一番解说,我在巴基斯坦时都说我是道教徒,虽然严格而言,道家是一种哲理,和宗教无关。
在乌国,虽然近9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Eid这个重大的伊斯兰节日并不是公共假期。自从1991年苏联瓦解后,乌国政府独立以来,一直对于宗教保持谨慎,甚至严管的态度,其一原因是有一些反政府团体以宗教之名起义,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这让政府紧盯着表现热衷的教徒,所以不少乌国人避免在外表现得过于虔诚。
Ozoda老奶奶和小女儿Firozah在Eid的早晨,天未亮就起床,先在家做一天五次中第一次的清晨祷告。然后她们就开始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肴,桌子上还摆设了鲜花,也有许多水果和干果及饮料,等待着其他家人到来一起用餐。
中午时分,Firozah的哥哥姐姐们乘着上班的午休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Ozoda奶奶的妹妹也带着家人过来祝贺。一家子热闹融融,天南地北地聊天,孩子们玩着游戏机,听着MP3,家里洋溢着浓浓的过节气氛,虽然只有短短的午休时间。
我见Ozoda的孩子们和妹妹都拿钱出来往她怀里塞,看来这是一种节庆时对长辈的礼节;而长辈则给孩子们分糖果,连我都得到了一份,看来我被归类成小小辈了。午餐结束后,工作的回去上班,只剩下妇女们继续喝茶聊天,这里的人喜欢喝绿茶,而且要加糖,整个下午茶都甜滋滋的。
原本我只打算打扰Ozoda一家人一天,过完节当天就往南边的另一个城市去,但是因为生病体弱,最后竟住在他们家三个晚上。离开的那天,老奶奶其实行走不便,她的脚因为年老带病,出现浮肿疼痛,走起来一拐一拐的,但是Ozoda还是坚持一定要送我到3、4公里外的地铁站。
我背着大包,和她缓缓走到巴士站,之后又一起走楼梯下地铁口,一路上我们话不多,只是告别时,她比手画脚地告诉我,当我在乌国旅程结束后,再次回到塔什干等飞机回国前,记得要给她打电话,再到她家住几天,我只能一直点头。
但后来,当我重返塔什干,有个下午一直打电话没人接,最终没能在离开乌国前和她们叙旧,而Eid节庆当天在她们家拍的全家福,也还一直在我的背包里,没能兑现承诺把照片给他们,这一直让我感到有点内疚。
回來後有再打電話給婆婆報個平安嗎?
很遗憾,没有。因为我的俄语只足够面对面交流,一换成电话就词不达意,而且离开后,硬生生记下来的单词,一个个忘记得很快。不过,我打算找个会俄语的,把我记在本子上的地址(因为是俄语草书,我看不懂,无法重新抄下来邮寄照片),让人给我翻译。
I hope the very next tme when I read this post again, you already get to contact them!
Sorry to disappoint you, but I have yet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family. Will do so as soon as I get someone who is fluent in Russian, so that I can pen a thank you letter, and mail them together with the photos and the souvenir I have been keeping in my back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