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相隔多时没更新博客了,看来每次重返博客时,都不免需要为自己辩护一番,说说为什么又消失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些日子来工作忙得一塌糊涂,有段时期几乎一周工作7天,有时每天十多个小时。而且今年来,我搬离了市中心住到郊外,上班得换乘多趟地铁,长达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城”。即便如此,过去这段日子里虽然身体疲劳,精神却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可说是蛮享受整个繁忙的过程,觉得学习良多。
不单单是因为工作觉得自己有长进了,就连个把小时的地铁路程也成了“自习”时间。过去几年劳劳碌碌,不是忙工作就是忙着上路,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地看完一本书。现在拜长途地铁所赐,每天来回至少有一个多小时(刨掉换乘时步行的时间)可以看书,就这样在四个多月内看完了一本自传,三本小说,半本历史记载,觉得挺自满的。
住到郊区后,我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变化——变得越加静态。除了工作需要“进城”外,平时喜欢宅在小小的公寓里。有时我会独自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河畔边溜达,长长的乡间小路几乎没车,春天里路两旁的树嫩绿嫩绿的,在阳光明媚、凉风习习的下午,我腾空脑袋,很专注地踏着自行车,两个小时下来,觉得效果跟静坐冥想有点类似。
我目前住在北京五环外的顺义区,离机场很近,经常可以瞭望到飞机起飞降落。这片区域曾经是农庄,种有蔬菜大麦等,但这几年来北京迅速发展,这里的庄稼田地都被发展商拿下,为中国经济奇迹下诞生的一批批新富,打造“精致的郊外别墅生活区”。
我住的公寓是这一带少数的高层公寓,被一片片的欧式别墅区包围着。我住的小区是“回迁房”,意思是当农民们的院子庄稼被拆迁后,发展商统一安排给他们在原有村庄的其中一角,按更加节约土地的方式,建造新式楼房,按农民们之前房子的面积,给他们提供新公寓, 把这一带称为新村。
大多农民们以前的院落式房子都占地比较大,转换成公寓后,基本都可获得两套至三套公寓,就好比我的房东,留着一套自己住,另一套出租给我。因为离别墅区很近,新村周边有不少外国餐馆、咖啡座、进口商品超市(可以买到马来西亚白咖啡哦)、高档商场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逛新村里的露天菜市场,还有很好吃的路边摊煎饼。现在春天气候变得暖和了,晚间路边还出现烧烤摊,边上摆放几把小矮凳,可以坐着喝啤酒吃羊肉串。
三年前,当回迁房区刚刚建好时,这一带的房价偏低,据说3000元一平米,按当时的价格算,我目前租的80平米两室一厅公寓只需要24万元就能买下来;但今时今日,附近落实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展览馆,又在今年初开通了地铁,周边的别墅区越建越多,回迁房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达到目前约1万3千至1万5千一平米,换句话说,我现在住的公寓至少可以卖104万元,三年内翻了四倍有多。幸好房租的涨幅没有跟进得那么快。
我也问过我的房东:“现在房价这么好,为什么不卖?那比把房子租出去的利润高多了。“她答道:”如果现在卖了,我的孩子以后结婚,这点钱哪够再买新房啊?“ 嗯,说的也对,在中国”没房就不能结婚“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定律。所以这几年虽然大家都喊房价太高了,但还是不断赚、存、凑、借钱,圆一个买房梦。
我在北京四年,也受到房价高涨的困扰,每搬一次家,为了贪便宜,就离市中心越来越远。当北京朝着国际大都会的方向发展,这个按官方统计有19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断扩大,郊区渐渐变成卫星城镇,整体消费水平也不断攀升。
高消费本来就是全球各地大都会的共同特征之一,“贵”也是一个淘汰各路竞争人口的门槛,适者生存的法则之一,加之中国城镇有各种“证件“和不平等的福利待遇来管制人口移动,北京成了一个是需要博弈和坚持才能留下来的地方。
我没来得及问我的房东,因为郊区的发展,已经不再种地但在工厂打工的她,目前她的身份证上是否还写着“农民“户口,还是已经变为”城镇“户口?曾经的农民们现在都转行做什么了?而我接触到最多的是”黑车“司机。
农民的院子庄稼被拆迁时获得了不错的赔偿,不少人有房有车,但没有工作,于是有的人就把私家车用来载客,通常是短途旅程,比如从回迁房区到三公里外的地铁站,收费10元。我有时懒惰骑自行车时,就会乘坐”黑车“,又因为是邻里,我和黑车师傅们经常会话家长问寒暖。
一位冯师傅就曾对我说:”年纪大了,又没有一技之长,能干啥呢,车子平常也没啥用,就拉点活呗,赚点生活费。“其实他年纪也不是很大,可能接近50岁吧,虽然还有多一套房出租可换来固定的收入,但是他担心以后孩子结婚了,出租的房要回收自住,将会失去一个经济来源。“也许以后还会再拆一次,这里发展太快了,全是别墅区的地段夹着一个‘平民窟‘,能长久这样吗?谁知道呢?”冯师傅说着说着打了个哈哈,然后我们转谈天气……
哪兒都貴,外面人又多,出去又要時間,比下來自己佈置的小家更要來得舒服。
利益的建設,繞了一個圈後利潤大概還是從平民身上壓出來吧。